60年，是一个特别的数量概念，不仅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，“6”是一个吉利的数字，更因为“60年”是中国传统干支纪年的一个轮回。

2009年，农历己丑年，是一个特别的年度；60年前，1949年，同样是己丑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。

关注到每一个人：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有超过100万人名叫“建国”；有大约41万人名叫“国庆”；此外，有1894人姓“国”名“庆”。这从一个侧面表明：新中国的成立，不仅仅是历史或者政治符号，它已经深深刻进了每一位国人的生命记忆。

其实，每一位中国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新中国60年岁月的一些个人体验，它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，很少有机会倾诉，由于忙于生计、工作或享受生活也很少会忆起，但它确确实实存在，只是需要一个让自己感动的镜头来唤起……

1949年，祖辈记忆中的上海滩

关于新中国的完整记忆应从1949年开始，我显然缺少了一大截——因为我出生于1980年代初；就连我的父亲也没有最初的记忆——他出生于1950年代初。因此，如果向上追溯我生命的轨迹，关于1949年，那些个人经历中的细节，只能出现在祖辈的记忆中。

我的籍贯地处华东，但从自然气候和风俗习惯上来看，则处于中国南北交界的地方，在地理上属于黄淮平原，但距离江淮平原并不远。

然而，就如同我现在江南一带打工一样，祖辈们并不安分，志在四方和安土重迁的两种情结始终在他们的生命中摇摆，特别在年富力强的年龄。

从他们后来的讲述中，我依稀地知道：1949年前后的那些日子，祖父和祖母在上海谋生，却历经了上海的最后一段枪林弹雨——祖父经常描述的一段场景是：国民党的撤退狼狈而惊心动魄，在仓皇的溃逃中，黄浦江上开往台湾方向的军舰来不及等待所有的逃兵、一些急于上船而不得者纷纷溺于江中……祖父在浦西也曾捡到过来不及带走的军大衣，里面还揣着金元宝，善良而胆小的他放弃了金元宝、只捡回军大衣御寒蔽体。

1949年5月以后，上海解放，祖父携祖母在海上卖茶，生活趋于相对安定。1954年，父亲在徐家汇出生，这却让祖母更加思念在老家被曾祖父母照看的大伯和姑姑……祖父拗不过祖母，只好在年过不惑的年龄“落叶归根”。

1980年代，童年的黄泥和沙土

出生于1980年代初的我，有幸分到了“地”——能有“地”在当时是十分庆幸的事情，因为村里比我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都没有“地”。多了一个“人头”的田地就多了一份收获的粮食，我就有“吃”了。

吃着稀米粥慢慢长大的我，虽然身体上小毛病不断，但总体还算健康。父母下地干活的时候，我就由祖母和祖父看管，那时候除了简单的木头玩具之外，我最喜欢玩的“玩具”是乡间最常见的黄泥土。黄淮平原的黄泥很有粘性，和上点水之后，我想把它捏成什么形状就能捏成什么形状，这让我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得以延伸。

当我可以步行到1里路之外的“教学点”读“学前班”的时候，五六岁的我终于感受到黄土的“讨厌”——这种心情总是出现在天下雨的时候，原本平整或者干燥裂口的黄土地在雨水的浸泡下开始变成“浆糊”……我总也甩不掉小小“解放鞋”上沾着的另一双“泥鞋”，于是我常常把鞋子脱掉拿在手里，光着脚丫行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，任凭小脚上裹挟着“讨厌”的泥巴，顶着“蛇皮口袋”折成的“雨衣”，盼望着早一天走出自己的童年。

为了改变全家人的生活状况，父母在做着全部的努力。村里并不只有黄土，村南是黄土、村北是“沙土”，黄土的田地里以栽种水稻为主，沙土的田地则以种旱田为主。9岁之前，我家还住着茅草屋，只要不漏雨，屋子里夯实过的地面坚硬光滑、基本平整，但只要一下雨，院子里和院前的地面就“遭殃”了，几乎是寸步难行。于是父母下狠心用身体的力量拖着平板车，从沙土的田地里拖回上百车的“沙泥”，终于把院子里和院前的黄土地覆盖，从此在这一小片土地上，我的小脚丫不再被黄土“纠缠”：晴天里在浮起的一层薄薄沙土上印上自己的脚印，雨后用脚丫踩着松软潮湿的沙土、感受着大地的温情。

1990年代，水泥地坪上的少年学子

进入1990年代，我上了小学三年级，父母预感到今后我和姐姐的上学费用将不断上升甚至倍增，所以动用了家中所有的积蓄、加上找亲戚借了些钱，勉勉强强盖起了一座三间屋的砖瓦房。后来十几年的岁月证明：父母当时的决定是对的，因为直到我大学毕业前，父母再也没有经济能力翻建新房。

新瓦房“封顶”、建好之后的最后一道重要“工程”是：做水泥地坪。父母为了节省成本，不辞辛苦地来到几里外的人工河堆和河坡上“拣砂浆”——那都是在黄泥中岁月自然形成的砂浆；因为是用来做平整的水泥地坪，所以确实是“拣”而不是“捡”，即选取那些圆形的、体积较小的结实砂浆，放弃那些体积太大的、奇形怪状的砂浆。

“拣砂浆”的工作是在房子“封顶”前一年多就开始的，等到要做地坪的时候，只要买来水泥和砂浆一起掺水搅拌就形成“成品原料”了。然后，把这些人工搅拌而成的“混凝土”均匀地铺在挖好、夯实的地基上，最后用细细的一层水泥找平，风干之后就形成平整的水泥地坪了。

就在那栋低矮的砖瓦房里，就在那一片和着双亲汗水的水泥地坪上，父母和晚上窗前的煤油灯、后来的电灯一起，伴着我度过了18年的少年读书岁月。

2000年后，一种相思两地牵挂

当新中国的脚步走过半个世纪，当日历翻进一个崭新的千年，我开始了离乡远读的大学岁月，在一座几乎和中华文明史同龄的北方城市，我和在砖瓦房里为我更加辛苦焦虑的父母，进行了历时4年、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地牵挂。4年里，在这座几乎和共和国同龄的省属高校，我和夜晚的梦想一起居住在山脚下的6楼校舍，脚下钢筋混凝土浇注的地面比父母手工制作的水泥地坪平整多了，心里却常常难以平静。

大学毕业之后，我怀揣着并不清晰的梦想来到与那座城市相反方向的烟雨江南，和依然居住在那栋砖瓦房里的父母，又开始了相距300多公里的新的两地牵挂：那一头，还是简陋的水泥地坪，只是历经了十几年的沧桑之后已经出现几道深深的裂缝；这一头，几年来，我相继在几个经济文化各有异同的城市留下了足迹，不久前落户于这座以制造业闻名的古城。

踏着脚下温暖的地板、听着谱满乡愁的音乐，我的心飞向远方，飞向那栋乡村砖瓦房、飞向那片裂缝的水泥地坪，飞上母亲如雪的发丝、飞上父亲额上的皱纹，沿着新中国诞生60年来一个家庭的生命轨迹，一路飞来……